1794年出台的《普鲁士普通邦法》更是几乎包含了所有商事领域的基本规则，1847年的《德意志统一汇票和本票》使德意志各邦国商事法律的统一取得实质性进展，各邦国商人在此中间因为贸易联系的不断增强而迅速团结，出现了在德国政治统一之前各邦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了统一的局面。

在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当中，纵向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在国务院与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之间，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之间。虽然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原本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业已由检察机关转隶至监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亦在相当程度上为调查权所替代，但这并不妨碍审判中心主义原理和制度的继续适用。

二是《监察法》虽未明确规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方式得适用于监察机关，但这无疑是各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应有之义，同样也能通过监督进而防止监察机关滥用权力。在此次宪法修正和《监察法》制定之后，较为权威的解释认为，此处所言之执法部门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审计机关以及质检部门、安全监管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但是，由于与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的监察机关同时履行执纪、执法和职务犯罪调查的职责，而在不同职责履行过程中，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标准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这其实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造成了困难。因此可以通过预算制度的相应调整，实现监察机关预算的单独编制。(二)上下级监察机关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上下级监察机关间的领导体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很显然，若认为可构成刑法上的受贿罪，便由此可成为监察机关的监督对象。如此一来，自然要求加强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上级监察委员会对下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如果我们将科学定位于知识化的体系，那么人权法学能够具有基本的科学特质。

[14]当然，价值分析方法的适度退却不等于完全退场，人权法判断的作出依然需要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制度化的人权通过法规范的方式，使人权从自然权利、应然权利走向法定权利、实际权利。基于人权法强烈的实践性，人权法总是要受到一国的历史传统的深刻影响，受制于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发展阶段的约束。不同类型的人权法规范之间应当融贯，人权法规范在整体上应当自洽并具有开放性。

运用社会实证方法开展人权法学的研究，需要我们借鉴社会科学的有益经验。例如，人权法学……是研究人权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以及人权之国内与国际法律制度保障的学科。

(三)人权法学是一门寻求独立的范畴与方法的创新型学科 作为一门专门性学问，人权法学需要具备独立并且体系性的概念范畴和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对象的认知模式，带有科层式治理的等级分明、专业固定、研究方法条理化和工具化等特点，各法学学科只需要按照自己的专业话语和研究范式来解构和重构人权法问题。之所以它是相对独立的，是因为人权法无法脱离蕴含在其他法律部门中的人权规范，也很难将它们抽离出来。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人权法的研究是自发和分散的。

人权法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其规范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人权。人权法中的法，既包括国内法，也包括与人权保障相关的国际法。人权法的不断发展，表明了人权理念的不断被接受、不断被践行。胎儿等自然人的特殊形态，以及法人、民族和集体等人的拟制形态，也逐渐获得人权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

在许多国家，国际人权法对本国具有直接的拘束力。在传统自然法学中，价值分析方法具有悠久的历史。

第一，人权法建立在人权的价值基础之上，蕴含道德评价的色彩。比如，就人权法中的残障议题而言，‘残障这一概念本身就不具有明晰无误的轮廓，既包括个人身心方面的损害，又包括物理环境与社会态度的影响，现实中表现形式各异，个人体验不尽相同，值得进行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的视角的考量。

规范分析方法的重点在于对分析法规范本身的有效性，避免过度沉溺于价值问题。人权理论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如何从国际人权标准，在规范层面上来研究具体人权，则成了‘人权法学自己独特学科的特点。人权法律关系的主体应当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并具有与自主性相适应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可以说，单纯依靠某一个部门法学就可以圆满解决的人权议题将越来越少，单纯依靠某一个部门法学的理论资源就想满足人权实践的需要将越来越困难。与上述两方面相对应，人权法学的跨学科研究总体上应当从法学学科内部综合与法学学科外部综合两个层面。作者简介：于文豪，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不可否认，人权法学的发展与法理学、宪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各个学科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人权法学的发展不能沉溺于对这些学科的寄生之上，毕竟不同学科研究人权问题的视角和范围显有区别。人权法学也正在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体系。

它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社会法等法律部门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交叉。四、人权法学的研究对象 (一)研究对象的二分法 一个成熟的学科应当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以国家为代表的各种权力载体具有压迫性的力量，而以原子方式呈现出来的个体的力量是微弱和分散的。这使得人权法学必然与各个法学部门形成紧密联结，并对现有法学学科予以整合和超越。

问题式研究是多中心主义的，或者说不以某一个部门法学作为研究的唯一中心。阿玛蒂亚#8226;森在论述自由与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发展本身可被看做是扩大人类一般自由的过程，扩展每一种自由必定对发展做出贡献。而寄生于其他学科，既不利于人权法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也无助于更好地处理不断出现的人权法议题。这挑战着我们对人的认识。

作为一个伟大的名词，人权观念在产生之初是一种价值上的诉求。三、人权法学的学科定位 基于上文对人权法内涵与特征的讨论，本文认为，人权法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

从形成与发展历史来看，人权法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不断改善人权状况，既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也是自由市场和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的需要。

[2] 罗豪才、宋功德：《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8页。其实，这一问题是在人权法学先是自发进而主动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回答的。

另一方面，基于人权法的混合性，不乏有观点认为，人权法的学术研究并不一定要成立人权法学这样一个专门的学科部门。因此，我们既要避免动辄将某些权益冠以人权的名义，避免人权法的泛化、庸俗化，也要理性对待人权法的规范方式和调整范围。可以说，国内人权法规则是人权法学研究中问题最多样、方法最多元的领域。这些僵化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导致了人权研究领域的瓶颈。

尤其在中国，人权原理和人权法学的理论资源往往来自于历史和国际的借鉴。在具体研究中，这些方面的比较常常是综合运用的。

⑥ 1.研究人权法哲学等原理性问题 人权法哲学是人权法学的哲学基础，可以为人权法学提供价值原理的指引。3.研究国际人权法规则及其转化 从各国人权法学的发展趋势来看，从人权哲学走向人权法学，最初的推动力基本都来自于国际人权实践。

人权法是实现人权最为重要的载体，是以人权保障为目标的法规范体系。[3] [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